举报老师索贿，为何变成了家长互殴？

（题图来自网络。）

在生活中我们与恶的距离只隔着空气，尤其是当我们处在孤单、弱势的情况下时，四周隐藏的恶就会朝弱势的人袭来。

这位家长做错了什么？

江澜声 | 文

近日，河北沧州一位家长举报老师索贿的新闻引起热议。举报老师并不新鲜，但是，这之后延伸出的失控事件，出乎当事人的预料也超出很多人的想象：先是她的个人信息被暴露，她本人受到其他家长集体声讨甚至“围攻”，在校长办公室被一位家长从头浇了一盆热水，后来，又被警察局拘留了20天。

一个看似简单的“举报索贿”事件，为何引起后面一系列的矛盾激化，这里面有很多不简单的内在因素。要分析里面的复杂性，我们需要尽量还原事实。

事情的直接诱因是班里要选举“二道杠”，也就是学校的中队委。被举报的老师在选班干部时说，可以选体育好的，也可以选纪律好的，就是不选“学习好的”。

当事人的儿子学习成绩好，觉得这次选班干部是老师在“针对自己”。由于在过去的两年中，孩子不止一次提到老师“针对自己”，使当事人不由得和以前的事联系在一起。

三年前当事人儿子刚上学时，班主任曾把车钥匙塞给她。于是她给老师买了粮油，买了一千元的茶叶，还放了1000元的现金，之后班主任又暗示她送螃蟹，水果等物品。一个月前前后后送了四次，价值4000多元。

在当事人感觉班主任索要无度后，不再接受老师的暗示送礼，自此，她和这位老师的关系恶化。在孩子的作业问题被老师在群里点名批评时，她意识到可能是老师有意“针对”儿子 ，暗示她又该送礼了。

结合以前这些“状况”以及这次选班干部，当事人心里清楚，这种“针对”并不仅仅因为孩子的敏感，更是她和这位老师由来已久的“矛盾”所致。于是她忍无可忍，向当地教育局举报：班主任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之间，曾经不断以“暗示”的方式向自己索贿。

令她没想到的是举报后的一系列遭遇。先是她的个人信息被泄露，她本人遭到班里其他家长集体声讨、谩骂、甚至“围攻”。如果是被校方或被举报老师打击报复，这还不难理解，但是家长们对举报者的做法令人不解。

本来家长之间是有一致利益的，应该支持她，可是为什么把她的举报行为视作了“眼中钉”？他们能容忍老师错误的索贿行为，却对当事人正确的举报行为恼怒、声讨甚至围攻。

这些家长对“潜规则”的认同、对师德缺失的无视、对举报行为的打击，引起网络热议，有网友说，“这些人是不是跪得太久了，站不起来了？”“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”……

这些家长出于什么心理？如果是为了维护老师，向老师“表忠心”，以便日后得到对应的照顾，难道他们就不想想自己是在维护错误的腐败行为吗？这种基本的是非观应该人人具备，是什么原因使这份原本清晰的是非观，在现实中变得模糊甚至颠倒了呢？

首先，这些家长并不认为和当事人有共同利益，而是把当事人看成了泄私愤的人（因为自己儿子落选班干部），是影响学校教学的破坏者。

其次，举报行为也许会提升师德净化教育环境，但这些和他们太远，道义与制度上的优越性虚无缥渺，没有实际价值。他们更关心的是：自己孩子会不会因此受到牵连和影响。

这种趋利避害的本能，使一些人把正义道德抛之脑后，面对别人的维-权，受害者反而变成“帮凶”，指责甚至打压要维-权的人。

再有，当事人的举报行为虽然道义正确，但势单力孤，又被看成泄私愤，而且她举报老师会影响整个学校，面对学校的一方势力，置身事外的人都会权衡利弊，更何况在校的学生家长。

很多时候，道义上的正确往往敌不过实体利益交换，一点偏差都会使良知的天平倾斜。这或许是正确价值观在现实利益中苍白无力的原因。

道德说教以及舆论导向和实际情况脱节，正确的理念变成了空洞的口号。耳朵里听着禁止腐败的宣传，现实中却习惯虚假人情下的利益交换，处在名与实分离的环境中，会导致人的知行不一。

在人的活动中，知与行是两个基本环节。知，即道德认识，是指人们对一定社会道德关系及其理论、规范的理解和看法，包括人们通过认识形成的各种道德观。行，即道德行为，是指人们在一定道德认识或道德情感支配下采取的行动。

道德行为是品德的一个重要外部表现，通常人们进行道德教育的直接目的，在于实践知行合一 。

然而，“人情”社会里，明文规定被虚化或淡化。现实中，“潜规则”的存在，使得权势成为解决问题更有效的手段，很多人迷恋权势原因就在于此。

这种情况导致很多人的价值观扭曲，权力对人的内化和异化过程，致使人做选择时的行为与正确理念相左。听的、说的和做的不一致，受现实中的权威影响，是与非的界限模糊。在有些人眼里，正确的有时反而变成了错误的。

这种知行不一的思维习惯固化之后，就演变成为对规则、程序、制度、道德的漠视；长期以往，自然滑下恶的边缘，因为知和行之间，隔了一个人的习性和欲望。

这些家长的行为让人想起缪可欣坠楼事件，掌掴缪可馨的老师是有责任的，可有的家长却在群里为这位老师点赞，为这位老师开脱。那些竖起来的拇指就是插在死者父母心头的一把把刀，让人看着恐怖；而这个恐怖景象，却是现实中发生的一幕令人痛心的真实景象。

人们一直接受道德教育，从直接的到间接的，从课本到影视，从集体主义、爱国主义到核心价值观，从文明礼貌到遵纪守法等等。人们头脑里有很多英雄形象，但缺少现实生活中的行动支持。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道德实践时，不难发现，人们面对身临其境中权威存在的错误时，屡次出现反道德，反智的行为。

当一个人势单力孤挑战不公时，会遭遇来自多方面的阻力，来自各方的鄙视和打击，这里面包括那些和自己有相同境遇的人。

在这起事件中，有的家长还专门建了一个群，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，号召大家一起孤立她的孩子。在她举报班主任后，班上50多名家长，就有30多名去了学校，声援那位被举报的老师。

她怕挨打不敢去学校，学校说希望调解才不得不去。学校的所谓“调解”，在她看来更像对她的威胁。还有负责人对她说，“如果不撤销举报，将面临两败俱伤”。学校在面对这件事上，只想息事宁人，堵住当事人的嘴。

当事人在学校时，一位家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出来，端着一盆水，把她从头淋到脚，对她进行了厮打。打完之后，说了一句：可算是替X老师出这口气了。

在生活中我们与恶的距离只隔着空气，尤其是当我们处在孤单、弱势的情况下时，四周隐藏的恶就会朝弱势的人袭来。利己主义下的恃强凌弱，已经渗透到生活细微处。一位知名艺人曾说过：“当你成功时会发现周围都是好人”。但更多的是，落魄时会发现，身边有很多落井下石的人。

恃强凌弱的小人心态里散发出的恶，会从平时笑容可掬的笑脸中冒出来，这里被依傍的强只代表权势，不代表道德、正义与良知。这种恶，会随着人的强大缩小，随着人的弱小而变得强大，这里强大和弱小的标志不表现精神和道德层面，而只限于社会层面的认可。

这种隐形的恶，加剧了平庸的人对权势的依傍。平庸之恶并不是说人平庸就是恶的，所谓的平庸之恶并不是平庸本身自己走向了恶，而是系统性的恶，走向了平庸。

很多让人匪夷所思，甚至有些荒谬的事件，都能找到平庸之恶的影子。这种恶，单靠友好和博爱不能解决，要有威慑的力量才会消除。这种恶不容易改变，也不容易被唤醒，却容易被权威裹挟。他们没有直接作恶，但是他们纵容了恶。他们没有制造黑暗，但是他们助长了黑暗。

这位家长的遭遇值得反思，在文章里，我们不缺少标准答案式的道德说教，缺少的是现实中的深刻剖析，以及对设身处地的人细微了解。

当人们遇到不公，陷入求助无门的窘境时，反而遭到弱势者向更弱势者打压，一个个受害者成为邪恶的帮凶，他们这么做，不管是为了邀功，还是为了自保，都是肤浅，势利，缺少道义的表现，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。 

也许很多人不会采用举报的方式就会把事情摆平，在熟人社会里，人们习惯靠关系解决矛盾和纷争，但是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改善和不存在，很多事情并不是达成共识就是合法合规的，对“潜规则”的认可和接纳，反而影响到了正确事情的发展。

当事人的举报行为被认定是针对老师的报复（因为自己儿子落选），也不代表举报者可以被欺辱，其他家长忽视老师的错误，只担心老师会因被调查，影响上课，耽误自己孩子的学习，而针对举报者的一系列行为侵犯了当事人的权益。

当事人后来因为找那位家长“理论”被拘留了20天。

发生在当事人身上的这些事让她很痛苦，她说“自举报后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事让我整天处在崩溃状态。每个夜晚我都问自己，举报有错吗？我也不想闹到这个地步，他们给我道个歉，也许就不会这样了，他们为什么要一步步把我往死里逼？有好几次，我都想跳楼，但我忍住了！”

事件的整个过程，让人感觉一股浓重的腐臭味迎面而来。家长在维*权过程中种种遭遇，让我想起了秋菊打官司。试想，如果在其他权力部门遇到道德败坏、腐败贪婪的人，举报者又会是怎样的境遇。

还有在我们教育环境中，不知道隐藏着多少应该被举报的老师，有多少忍气吞声自认倒霉的家长，有多少助纣为虐的家长，那些随时会成为缪可欣事件中点赞的家长。

每个人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，要是自己遇到这样的老师该怎么办？要是自己身边有举报老师的家长该怎么办？要是遇到缪可馨事件的老师怎么办？

这些事，置身事外很好判断，但是身临其中有利益牵扯的人，他们的判断和做法更有意义。

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希望更多的人即使做不到支持弱势者，也不要急于站队去做声讨者或点赞者。哪怕是做那位家长，“点赞事件”两个小时过后，有位家长小心翼翼在群里回复：这时候的点赞，会不会对缪可馨的家人增加伤害？

这位家长虽然是小心翼翼地回复，也起到了提醒其他家长人性回归的作用。

也许这种行为作用很微小，对周围人的改变很缓慢，但方向是正确的。如果我们追求幸福的方法方向不对，我们将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。

【作者简介】江澜声。一枚园地耕耘者。

（本文编辑：呼斯楞豫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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